英国人查尔斯•帕特里克•菲茨杰拉尔德在1917年从《泰晤士报》上看到两篇有关张勋复辟的报道以后，开始迷恋上中国，从那以后他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要成为一个汉学家，并且居住在中国。那时，他十五岁。此后，他四处搜寻有关中国的书籍阅读，并且发现，“以藏书丰富闻名于世的伦敦图书馆里，竟然没有一本中国历史”（引自《为什么去中国》，下同）。1922年，他在东方研究学院学了五个月的中文，为去中国做准备。他的老师中有一位是中国人，在这里兼职教授中文，这个人，是老舍。1923年的最后几个月，菲茨杰拉尔德踏上了去中国的旅程。
　　
在上海公共租界生活的外国人，都自命是“上海人”，沃德是在上海租界生活的一名律师，也是一个“上海人”。菲茨杰拉尔德从上海下船的时候，受到沃德夫妇的接待，并介绍了上海的情况。“上海人”一般不离开租界，也不说汉语。“他们解释说，上海话纯粹是一种方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都听不懂。他们声言，中国官话是中国五分之四的人口使用的标准语言，但在上海却派不上用场。……至于书面语言的学习，他们认为，只有怪人或者迫不得已的官员们才会做那种白日梦。”（几年前，我的一个做工程的朋友从上海回来，谈到上海人的时候说过类似的话：在上海，如果你不会说上海话，上海人是不会给你生意做的，除非他求到你。不过，这里的上海人不是那些租界里自命的“上海人”，毕竟那些都是外国人。）
　　
菲茨杰拉尔德没有在上海停留多久，经朋友介绍他去天津见一个叫尼斯安的英国人，这个人是京沈铁路的总经理。黄包车将菲茨杰拉尔德拉到了尼斯安的住处，尼斯安先生正坐在门口等候。中国车夫通常会向外国人索要高出正常车价的四、五倍，所以菲茨杰拉尔德下车后就用简单的汉语讨价还价，诸如“多少钱？”、“不，太多了”等简单的汉语还能应付，结果以高出正常价格的二倍车费成交。尼斯安将这一切看在眼里，询问菲茨杰拉尔德是如何和一个中国车夫交流的，当菲茨杰拉尔德告诉他是用汉语时，尼斯安沉默了。尼斯安在中国居住了三十二年，一句汉语也不会说，他和“上海人”一样，认为“学习汉语的都是疯子”。虽然双方没有共同语言，菲茨杰拉尔德还是从尼斯安那里得到了一份铁路仓库经理助理的职务，并且住进了铁路职工宿舍。他毕竟是一个英国人，在管理岗位上是不能有中国人的。
　　
在职工宿舍，菲茨杰拉尔德得到了仓库总经理菲费夫妇的帮助，建立了一个“家”，并雇佣了一个中国厨师和一个佣人。听说他正在学习汉语，甚至还能用汉语和中国人交往，“菲费夫妇不仅吃了一惊，还深感不安。他们相信，这样做的后果是思想上危险的退化”。菲费夫妇虽然生活在中国，却对中国一无所知，他们根本不想了解中国，更不用说学习汉语。对他们来说，中国只是一个捞取金钱的市场，捞差不多就走。
　　
对菲茨杰拉尔德来说，“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本身就是艺术品。任何一种不雅观的东西在汉字的衬托下，也会显示出艺术魅力”。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热爱，他也才成就为一个出色的汉学家。可在大多数的外国人眼里，中国是没有文明的，汉语也不过是野蛮人的一部分，造成这些观念的原因，无非就是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即使在今天，很多中国人都努力去学习英语，也无非是人家比中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