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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771103ae 级别：幼儿园 来自：四川省遂宁市  悬赏分：0
 回答数：1 浏览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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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问时间：2010-06-05 16: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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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羽翼化身 级别：七年级  2010-06-14 09:33:02 来自：浙江省嘉兴市 |
1>歌德巴赫猜想还没有被证明。其内容是：1.每个不小于6的偶数都可以表示为两个奇素数之和；2.每个不小于9的奇数都可以表示为三个奇素数之和。 2>西西弗斯式的反抗，给我们提供了两种可能的情况：要么放下石头，决不再服从神的指令；要么举起石头，朝着神扔过去。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反抗方式可供选择了。可在西西弗斯的神话中，至少是在加缪的《西西弗斯神话》中，作为西西弗斯式的“反抗”并不属于以上这两种方式。如果西西弗斯的反抗以第一种方式出现，那么只有达成众多如同西西弗斯般受难的觉醒者的一致行动时（对推动巨石的罢工）才得以实现；如果西西弗斯的反抗以第二种方式出现，那么西西弗斯无疑是反叛的英雄。他决绝地否定神的旨意，以一种绝对的反抗达成绝对的悲剧——成功抑或失败，都是悲剧性的。因为不论成功还是失败，都必然会达成杀戮的效果，都必然会产生一种灾难性的承受。但在西西弗斯神话的文本中，我们找不到以上这两种方式，按照加缪的看法，西西弗斯是在一个“有意识的偶然时刻”觉悟到了自己的命运，并以这种推石头的本身的方式去反抗诸神的诅咒。因此，西西弗斯是“荒谬的英雄”，加缪进一步论证说，“应该认为，西西弗斯是幸福的”。 可是，这种以推石头本身的诅咒为方式的反抗，在何种意义上是可以作为一种反抗方式出现？如果这种方式可以算作一种反抗方式，那么这种反抗的前提又必须是建立在默认诸神对西西弗斯的惩罚的基础之上的，但这种“顺从的反抗”不又是与反抗本身的初衷相违背吗？那么，“西西弗斯是幸福的”这个论断又是怎么论证出来的呢？ 事实恰恰相反，西西弗斯的神话并不是一个反抗者的神话，而是一个沉默者的神话，一个意识到反抗而对反抗本身无能为力甚或无动于衷者的神话！作为沉默的西西弗斯，知道自己的命运，却听任命运的摆布；作为沉默的西西弗斯，觉悟到反抗的意识，却对反抗自身无能为力；作为沉默的西西弗斯，处于荒谬的世界中， 却在绝望的处境中无由的生发出苟存的谬妄。 西西弗斯的沉默，亦是当下之“沉默的大多数”。实际上，作为“大多数”的主体，乃是处于一种“前反思”的状态下而不得自拔。所谓“前反思”的状态，即是主体自我针对当下存在之处境虽则体验到一种普遍性的反感，但未经他人提醒（提问），这种反感就处于某种健忘、迷失或潜意识的场域中；即便遭人提醒并把“反抗”唤入显意识，也竟对这种当下之处境无动于衷。或曰：前反抗状态。 在这种状态中，主体不自觉地按照文明是其所是（is what it is）之规训行事，即主体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在这种存在尺度中，人的本质被降格为一种被安排物、被规定物。在这里，人首先是一种工具性的存在，人无法安排自己的命运，也无法自由地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是把决定权、选择权出卖（让渡）给他者（比方说某一团体组织），并在这种出卖中认同他者。即便在某个偶然时刻主体自我普遍性的意识到了这种出卖的危险（普遍性的感受到“反感”），甚或进一步产生反抗欲，但强烈的认同意识与此种认同在更广泛层面上的可能的利益互动又使得“反感”（“反抗”）意识压入潜意识层面。在不经由别人提醒（或提问）的情况下，这种普遍性的“反感”或“反抗”虽则每每被我境遇其中，但我却往往遗漏、忘却；即便意识被重新唤醒，可对反抗本身的某种不确定感以及因认同他者而带来的利益希求又使其成为不可能。 故在这“前反思”（前反抗）的状态中，西西弗斯的沉默才成为可能，西西弗斯的悲剧才得以上演。可作为“反思”（反抗）的契机又是如何可能的？从“前反思”到“反思”，是否有一条康庄大道供我们通行？我们习惯于把西西弗斯看做反抗的英雄，如同前文所说，作为“历时性反抗”（关于“历时性反抗”和“共时性反抗”，请参见前文《试论偶然性、必然性，权力和反抗》）的两种表现方式——抛弃石头抑或扔向神——后者本身又存在着一层内在的深刻悖论： 这种以暴易暴的反抗方式（举起石头扔向神），并不意味着灾难之休止，而是灾难之赓续；在这种方式中，主体自我的反抗是对所要反抗之物的维护而不是对其改变。故这种反抗自身的结果就是造成一种内在的逻辑循环，就是所要反抗之物反过来成为了维护其再生之催化剂。 但像“抛弃石头”这样的反抗方式就完全不同了。这种历时性反抗方式正与共时性的反抗方式存在某个“契合点”。以这种方式反抗着的人首先是作为一种自为的存在，说明人在历时性的迷雾中解放了自己，他要求彻底改变所反抗之物，意即要使所反抗之物是其所不是（is what it is not），不是其所是（is not what it is）。所以，在这种反抗之后，并不是所要反抗之物的重新开始，而是一种新的模式的自我完善。这种新的文明的运作模式，使得“共时性反抗”第一次成为可能。由此，反抗作为一种长效的权力互动、流变的运作机制被纳入文明本身的操作步骤当中；反抗再也不是对权力的反动，而是权力运作本身的一个面相。只有在这里，自在的西西弗斯与自为的西西弗斯得以分野；也只有在这里，西西弗斯的反抗才有其可能并达到目的；也只有在这里，作为西西弗斯的反抗，才不是悲剧的；也只有在这里，作为公民的西西弗斯，才不是沉默的。 但是，共时性反抗之如何可能性，本身并不完全在于一种民主政体的允许或保障。最根本性的乃是作为多数主体之公民意识的觉醒。因此，并不是民主政体导致公民意识，而是公民意识导致民主政体。并且，在专制政体中，“公民”之所以会消亡，并非其对公民权之压制，而是作为多数主体之公民意识尚未萌生或觉醒。 我想，综合以上的文字，可以回答秋树先生的几点疑问了。 第一个疑问，“长久的沉默是如何可能的？”我的回答是，所谓“长久的沉默”是人处于“前反思”（前反抗）状态的表现，是对“反思”的一种躁动性不安和不确定性的体认。在这种状态中，主体还无能把自身从自在之维过渡到自为之维上，故只能通过认同（听命于）他者来达到某种命运的期许和利益的互动。 第二个疑问，“一种行动性的反抗后带来的另一种压迫的逻辑该如何才能解构之？”我所提供的思考是，有必要在“历时性反抗”和“共时性反抗”之间寻找到某个“契合点”，并通过这个“契合点”把“反抗”从历时性的以暴易暴的循环往复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历时性的反抗并非都与以暴易暴相关，它还有诸如“非暴力不合作”这种方式，故这点正与共时性反抗相契合。 第三个疑问，“共时性的卓有成效的反抗在怎样的文化逻辑中才是可能的？这种文化的逻辑是如何可能的？”我的回答是，作为共时性的反抗抛弃了某些乌托邦的迷幻，而把立足点订立于正在实现之当下，而非远未实现之未来。所以，只有在民主型的政体中，共时性反抗才会被当做权力的一个面相而出现在文明本身的操作之中。这种文化的逻辑之如何可能性，首先应有一个从自在存在到自为存在的过渡过程，也即从历时性反抗过渡到共时性反抗的过程。然这种过程的实现，需要作为多数之主体的广泛启蒙，也即要摆脱一种“不经别人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的“不成熟状态”。 （第二则信息来自http://club.news.sohu.com/read_elite.php?b=yantai&a=8780765，与本人和天星网没有直接关联，仅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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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对答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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