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稼先：埋名戈壁28年

黄小坚

“娃娃博士”

在中国西北罗布泊戈壁深处的核试验现场，活跃着一位不为外界所知的年轻指挥员的身影。直到他因公殉职后，人们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生于1924年6月25日，4岁时随家人迁往北平。“七七事变”后，为避战乱，他随姐姐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系。1945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夏，怀着“今后国家建设需要人才”的理念，邓稼先考取了美国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1950年，邓稼先年仅26岁就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获取学位后的第九天，他便毅然登轮回国，进入钱三强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担任研究员，与于敏等人一道开创性地开展了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两弹元勋”

1958年10月，他和一大批科学家被调去研究原子弹。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普照的高粱地后，隐姓埋名，突然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起初，他们准备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但不久，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邓稼先只好率领着28位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国的艰难跋涉。作为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和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方面办起“原子理论扫盲班”，亲自讲课、辅导并组织翻译、学习外文资料，一方面思考原子弹研制的主攻方向。他正确地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并运用算盘这样简单的工具进行繁重的数学计算。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中，有个参数即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所要达到的大气压的数值对探索原子弹原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为此，邓稼先带领他领导的一班青年人夜以继日地轮班进行紧张的计算，用特性线法得出了与苏联专家结论完全不同的突破性结论。该结论最终被从苏联回国的物理学家周光召从物理学的角度科学地加以证实，从而成为指导原子弹研制的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关键性理论成果。研制原子弹成功后，从1965年起，邓稼先又奉命率原班人马与从原子能所调入的于敏率领的研究队伍合作，开始了氢弹理论设计任务，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提交了被外国人称为“邓－于方案”的突破氢弹原理的方案，使中国的氢弹研制工作迅速向前推进并取得爆炸理论的成功。

无私奉献

邓稼先在大漠深处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工作中，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从第一次核试验起，他就形成了亲临第一线的工作模式。1979年，在一次航弹试验时，因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摔破的原子弹碎片仔细检验，由此受到致命的核辐射伤害。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带病工作，直到1985年才因癌症而被强行安排住院治疗。病榻上，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弥留之际，他还用生命的智慧和最后一丝力气，与于敏合著了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向祖国献上了一片赤诚。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转了一小圈，表示自己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邓稼先逝世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曾特地撰文悼念他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回望钱学森

卞毓方

 有一次，是在中科院一位朋友的办公室。我去时，朋友在欣赏一卷《钱学森手稿》。这一套手稿，分两卷，五百多页，是从钱学森早期的手稿中遴选出来的。我拿过来翻了翻，与其说是手稿，不如说是艺术品。无论是中文、英文，大字、小字，计算、图表，都工工整整，一丝不苟，连一个小小的等号，也长短有度，中规中矩。钱学森的手稿令我想到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进而想到他的唯美人格。如是我闻：在美国期间，钱学森仅仅为了解决一道薄壳变形的难题，研究的手稿就累积了厚厚一大摞，在工作进展到五百多页时，他自我感觉是：“不满意！”直到八百多页时，才长舒一口气。他把手稿装进牛皮纸信封，在外面标明“最后定稿”，继而觉得不妥，又在旁边添上一句：“在科学上没有最后！”

 对我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如下的几句老实话。回顾学生时代，钱学森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我在北京师大附中读书时算是好学生，但每次考试也就是八十多分；我考取上海交大，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在美国的博士口试成绩也不是第一等，而是第二等。”八十多分，第三名，第二等，这哪里像公众心目中的天才学子！然而，事实就是事实，钱学森没有避讳，倒是轮到世人惊讶，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把大师的从前和卓越、优异画等号。

 钱学森的天才是不容置疑的。麻省理工的学子对他佩服不已。有一回，钱学森正在黑板上解一道十分冗长的算式，有个学生问了另一个与此题目无关但也十分困难的问题，钱学森起初不予理会，继续在黑板上写算式。“光是能在脑袋中装进那么多东西，就已经够惊人了，”一位叫作哈维格的学生回忆，“但是更令我们惊叹的是，他转过身来，把另一个复杂问题的答案同时也解答出来！他怎么能够一边在黑板上计算一个冗长算式，而同时又解决另一同样繁复的问题，真是令我大惑不解！”

 天才绝对出自勤奋。钱学森在加州理工的一位犹太籍的校友回忆：“一个假日的一大早，我在学校赶功课，以为整栋楼里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把留声机开得特别响。乐曲进入高潮时，有人猛力敲我的墙壁。原来我打扰到钱学森了。后来他送我最新论文，算是对曾经向我大吼大叫聊表歉意。”

 关于归国后的钱学森，这里补充一个细节。你注意过钱学森的履历表吗？他先担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然后改任副院长。这事不合常规，怎么官越做越小，难道犯了什么错误？不是的。原来，钱学森出任院长时，只有45岁，年富力强，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但是院长这职务是一把手，什么都得管。钱学森不想把精力耗费在这些琐事上，就主动打报告，辞去院长职务，降为副院长。这种胸怀与情操，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

 钱学森有着十分粗犷而任性的另一面。他当年的学生们回忆，他上课总要迟到几分钟，正当大家猜测他今天是否会缺席时，他快速冲进教室，二话不说，抓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开了，直到用细小而工整的字迹填满所有的黑板为止。有一次，一个学生举手说：“第二面黑板上的第三个方程式，我看不懂。”钱学森不予理睬。另一个学生忍不住问：“怎么，你不回答他的问题吗？”钱学森硬邦邦地说：“他只是在叙述一个事实，不是提出问题。”又有一次，一个学生问钱学森：“你刚才提供的方法是否万无一失？”钱学森冷冷地瞪了他一眼，说：“只有笨蛋才需要万无一失的方法。”期末考试，钱学森出的题目极难，全班差不多都吃了零蛋。学生有意见，找上级的教授告状。钱学森对此回答：“我又不是教幼儿园！这是研究所！”

 还有更加不近人情的描述：钱学森在校园中是个神秘人物。除了上课，教师和学生都只偶尔在古根海姆大楼跟他擦肩而过。他总是把自己关在研究室里，学生跑去请教问题，他随便一句“看来没问题嘛”，就把他们打发走。有时他完全封闭自己，不论谁去敲门，哪怕是事先约好的，他也会大吼一声：“滚开！”

 以上细节，恐怕都是真实的。大师就是大师，无一例外充满个性色彩。这样的大师也更加令人喜爱。

(有删改)